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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河 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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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传说  

2014-09-24 03:33:52|  分类: 那时蘭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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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传说,褚遂良没说搨过《兰亭》。

                武平一的言论,如同下层人员讲上层事情,猜测!

                褚遂良记录,年月日据在,可信。

                如果当时搨过《兰亭序》,相信褚遂良肯定有记录。

                褚遂良可能临过《兰亭序》,那只能是隋本。

                这下明白了!定武本有“僧”是隋传本,神龙本是临习本!

                太宗朝没见过真的《兰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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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特点
冯承素墓志
后记
编辑本段简介  冯承素墓志
冯承素(617-672),字万寿,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唐代书法家。贞观(627-649)时任内府供奉挧书人,直弘文馆。贞观十三年,内出《乐毅论》真迹令承素模写,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等六人。并笔势精妙,备诸楷则。”冯又与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见于历代记载。时评其书“笔势精妙,萧散朴拙。”
据近年出土的《冯承素墓志》所载,他在唐高宗时官至中书主书,至咸亨三年(672)十月在长安通化里家中病逝,卒年五十六岁,与妻子朱氏合葬于乾封县(今属西安市)高阳原(在西安市长安区)。
编辑本段特点传世王羲之《兰亭序》摹本(神龙本)自元  《冯摹兰亭序》卷,唐,冯承素摹[1]
代郭天锡后,一般衍称为冯承素手摹本。帖中破锋、断笔、结字、行墨, 均精徵入神。
《冯摹兰亭序》卷,唐,冯承素摹,纸本,行书,纵24.5cm,横69.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卷前纸13行,行距较松,后纸15行,行距趋紧,然前后左右映带,攲斜疏密,错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优于其它摹本。用笔俯仰反复,笔锋尖端锐利,时出贼毫、叉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显得自然生动,并具一定的“存真”的优点,在传世摹本中最称精美,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艺术风神,为接近原迹的唐摹本。
编辑本段冯承素墓志《唐故中书主书冯君墓志铭并序》[2]
编辑本段后记据考,卷首“神龙”半印小玺并非唐中宗内府钤印,而是后人所添,定冯承素摹也不可信,但仍是唐以来流传有绪的古摹本。
本卷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题“晋唐心印”四字。后纸有宋至明20家题跋、观款,钤鉴藏印180余方。其流传经过,根据各题跋、印记和记载,大致如下:南宋高宗、理宗内府、驸马都尉杨镇,元郭天锡,明内府、王济、项元汴,清陈定、季寓庸、乾隆内府。历代著录有:明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吴其贞《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石渠宝笈?续编》等书。刻入“兰亭八柱”,列第三。
此本用楮纸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后纸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勒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
关于冯承素生平
1、家世与出身
[3]
古人志墓时常有攀附前代同姓名人的做法,“子明”、“敬通”究竟是否确为冯承素的远祖,无法断定,但是从籍里同在长安来看,可能性是存在的。作为数百年前冯家的祖上,冯奉世、冯衍一武一文,载诸青史,构成了家族的荣耀。但是不管冯承素祖上究竟是否煊赫,迨至隋唐,家族声势则渐渐衰落了。冯承素的曾祖父冯兴,任北周的膳部下大夫;祖父冯伏,任隋朝的益州通义县令;父亲冯英,任唐朝的左监门长史。在这三代人中,冯家人的官职都不甚高,但是除了冯伏所任之地远在巴蜀,其他人都属于京官,这样,此时的冯家虽然远不如冯奉世时显赫,但是总体上家族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
北周历时仅24年,继起的统一王朝隋也不过维持37年后即被唐王朝取代,在改朝换代的乱局中,冯家的式微却稳定的生存境况未尝不是幸事。这种稳定对冯承素的幼年生活会有帮助,使他获得基本的物质保障与启蒙教育。《墓志》记:“公重仁载德,积善摛灵,器彩韶深,风仪辩慧。年方刻鼠,先摽应务之姿,岁甫埋蛇,即着推恩之迹,抠衣鼓箧,已见赜而言几,缀想储精,亦菲华而掞藻。”冯承素自幼年时就表现出善良的德性、娴熟的礼仪与良好的文化修养,虽然文辞铺张,却并非纯然虚构。
2、首官“门下省典仪”的途径
《墓志》记冯承素“解褐门下省典仪”。“解褐”,脱去布衣,指开始为官,说明“门下省典仪”是冯承素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唐代的入仕途径主要有四种,一是科举考试,二是门荫,三是流外人流,四是行伍与入幕。文人入仕主要经由前三种途径。冯承素不可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因为唐初武德、贞观之际,科举制度尚欠完备,科举选拔人数极少,每次科考录取进士仅十余人,如果能够中选,那是文人莫大的尊荣,《墓志》中不可能不提及。冯承素也不可能通过恩荫入仕,因为此时的冯家地位低微,并无获得照顾的资格。冯承素的入仕估计属于流外入流。
“流外”是隋唐时期九品以下吏员的通称。“流外”只要具备“工书、工计、晓时务”三者中的一项特长,可以在经过吏部锉选后进入流内。由于唐代规定流外出身者不能担任清要官职,因此流外入流是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唐代初年,因为国内战事尚未全面平息,天下尚未归为一统,海内士人心存畏惧,出仕的热情不高,官员多有缺额的情况。冯承素世居京城,拥有地利之便,其父任左监门长史,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与信息资源,这使冯承素获得入仕的机遇与便利。
3、冯承素与魏征的可能关联
唐朝的中央官制基本沿袭隋朝,朝廷以三省六部为其中枢。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并立,各司其责。冯承素所在的门下省是非常重要的机关,负责审议中书省拟订的文件,拥有封驳的权力,审议通过后则交由尚书省执行。门下省的最高长官是侍中,高祖武德年间,杨恭仁、高士廉先后任侍中。唐太宗即位后,一代名相杜如晦于贞观二年任检校侍中,后由王珪接任,贞观七年王珪左迁同州刺史以后,魏征开始接掌门下省。魏征先后以检校侍中、侍中、知门下省事的职务主持门下省近十年之久(贞观十三年至十七年杨师道曾一度担任侍中,但居于魏征之下)。贞观七年,冯承素才17岁,按照常理来推断,即使如《墓志》所说,冯承素早慧,也可以基本断定他一定是在魏征主持门下省之后而不是之前“解褐”为“门下省典仪”的。
魏征书法现已无存,但是从有关史籍的记述可以推知,他的书法鉴赏力极高,书法修养深厚。《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一》:“太宗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本,命魏征、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旧唐书》卷七七薛稷传提到:“自贞观、永徽之际,虞世南、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自后罕能继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稷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在魏征担任门下省侍中的贞观十二年(638年),81岁高龄的大书法家虞世南去世,魏征向太宗举荐了褚遂良来接替虞世南的侍书工作。褚遂良是与魏征同为弘文馆学士的褚亮之子,当时担任门下省的起居郎,虽然只属于中级官员,但是是可以接近皇帝的重要职务。
在魏征推荐褚遂良的这一年,冯承素22岁,此时,他很可能已经进入门下省。冯承素担任的典仪是门下省最低级的胥吏,九品,刚刚入流,其主要职责是在朝廷大型礼仪活动中担任导引类的事务,《墓志》中“琐闼早班,璇阶辩等”正是对其职责的描述。但是一个出身普通官员家庭的后生,跻身朝廷机要部门,虽然职位卑微,仍然受到社会上的人们尊重,“士流钦其雅望,朋执仰其清规”,也不夸张。
一般的想象,像冯承素这样的品位低微的小吏是无法与魏征、褚遂良等交往的。但是唐代初年自有它的特殊性:朝廷机构出奇的精简。按照唐代的官制,门下省设侍中二人,唐初此职位列正三品。在最高长官侍中之下,还有侍郎、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郎等高中级官员,以及录事、主事、左补阙、左拾遗、典仪等小吏。但是从整个编制看,门下省仅有员额38人。就是这样的编制,唐初也未必满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设置,常有空缺。这样的机构,与现代社会相比,堪称极端精简、难以想象了。冯承素进入门下省之后,虽然职位卑微,但完全可能接触中高级官员,向魏征、褚遂良等人请教书法,获得他们的了解与赏识。
《墓志》说冯承素“尤工草隶,遂临古法,奉进宸闱,载纡天睠,特蒙嗟赏,奉敕令直弘文馆。”因为书法的传统功夫优异,并积极表现自己的书法才干,冯承素获得了唐太宗的赏识。这对冯承素来说,堪称特殊的人生机遇。这样的机遇或许事出偶然,或许正是魏征等人推荐的结果。
4、次任弘文馆直学士的时间与职任
弘文馆原为“修文馆”,建立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太宗即位的当年就改“修文馆”为弘文馆,选拔虞世南、褚亮(褚遂良之父)、姚思廉、欧阳询等学士任职。弘文馆设有学士、直学士、直馆。学士由朝廷重臣兼任,直学士由从六品以下的官员充任,冯承素担任的是将仕郎、直馆,将仕郎是当时文散官中最低的一阶,从九品。但是由于他是皇帝钦点的人员,他自然感觉荣耀,也发挥了特长。弘文馆招收宗室与朝廷大臣子弟数十人,对其实施教育,同时还承担整理图书、修缮书画等事务。
冯承素与赵模、韩道政、诸葛贞等人所进行的临摹、修补、复制古书画的工作应该就集中在这个期间。可以说,这是冯承素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在这里,他能够获得常人罕逢的观摩机会——连王羲之《狸骨帖》那样的作品都可以随时看到,并与几位唐初的大书家接触。他的书法水准在这个阶段获得了巨大提高,《墓志》尤其强调了他在草书方面的巨大进步,说他的草书甚至超越了前代的张芝,而他对草书的理解已经比卫恒还要高明了。“由是鸾回妙迹,并究其精,狸骨仙方,必殚其美。张伯英之耽好,未可相俦。卫巨山之致言,曾何足喻。”这样的评价很可能属于过度夸张,但是对于逝者行溢美之词是古来惯例,况且将它们写入《墓志》已经是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这时,唐初的几位大书家早已过世,连晚于欧阳询、虞世南一辈人的褚遂良也已经去世十三年,所以这种夸张也就失去了顾忌。
冯承素在弘文馆的任职时间可以大体上确定了,至少不晚于贞观十三年,此时的冯承素23岁。褚遂良《拓本〈乐毅〉记》:“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这里明确提到了冯承素的在任时间与职衔。江锦世、王江的文章中说:“另外梁披云《中国书法大辞典》冯承素词条曰其为将仕郎,志文中并无此职记录,可以此志文正其误也。”这样的推断是应予商榷的,墓志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依据。将仕郎在唐代只是从九品下的文散官,墓志忽略不提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冯承素大约何时离开弘文馆的?可以根据他到太子府任典书坊录事的时间来推断,如后文将要推断的,应该不早于贞观十七年,即后来成为唐高宗的李治被唐太宗立为太子之后。贞观十七年,冯承素27岁。
5、任典书坊录事时的太子为谁
《墓志》:“龙扉清切,鹤禁凝严。综核之司,贤明是属,改授典书坊录事。纠察之智,誉满于苍闱。隐括之能,声融于碧题。纶庭务广,层掖事殷,永言管镕,寔归精裁。”关于典书坊,江锦世、王江的文章已做清晰介绍。鹤禁,指太子所居之处。在直弘文馆之后,冯承素到太子府担任典书坊录事,这是他的第三个任职,从八品下阶。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太子具体指哪一位太子?
围绕太子之位,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几个儿子李承乾、李泰、李治等曾经经历了复杂而残酷的斗争。贞观十七年,斗争有了结果,原任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曾经赢得太宗赏识的魏王李泰被贬谪,懦弱无能的晋王李治在鹬蚌相争中侥幸得利,被立为太子。七年后,李治继位登基,即唐高宗。冯承素去世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这时所立的墓志不可能再指废太子李承乾。从逻辑上来讲,只能是指李治,或者指李治登基后所立的太子。李治登基后于永徽三年(652年)所立的太子李忠四年后即遭贬黜,后又被赐死。显庆元年(656年),李治更立太子李弘,李忠、李弘两位太子的废立均是在冯承素去世前的事件,所以,作为前太子的李忠应被排除。这样,《墓志》中所涉及的太子只能在李治与李弘父子中选择。个人鄙见,以李治的可能性较大。理由是:《墓志》上说到冯承素在典书坊录事任上很忙碌也很成功,并且不久就得到了升迁转任,这很可能是因为李治顺利继位的原因所致。
6、末任中书主书
冯承素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职务,为中书主书,从七品上阶。中书省是朝廷中最高的执行机关。唐高宗永徽年间的中书省主要长官是褚遂良、高季辅等。后来,由于高宗、武后二圣并立,武后干政越来越深入,太宗临终时候指定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也面临如履薄冰的境地。此时,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开始进入权力核心,他们谗事武则天,并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争斗。最后长孙无忌遇害,褚遂良被贬。斗争的一方褚遂良是冯承素在门下省、弘文馆时期的长官,斗争的另一方李义府则是冯承素任典书坊录事时期的上级,现在随着太子李治登基而进一步荣显。冯承素身处下曹,一个小小七品的主书,自然是无力介入其中,但是身处权力的漩涡,他或许只能做到小心翼翼地艰难应对。冯承素去世的咸亨三年(672年),李义府已经因为贪赃枉法遭流放而败亡。关于这一段生活,《墓志》作者含混地以“在公以慎,奉上以贞,由其益浚,荣途显,级行昭,宠于当年”草草地概括了一下。
江锦世、王江文章说:“冯承素历有唐三朝,武德时其尚年幼且不论,其主要活动应在太宗和高宗两朝。按年龄推算,其受宠主要在太宗一朝。……但到了高宗朝,显然受到了冷落,因为高宗根本没有像太宗那样酷爱书法,连褚遂良都被贬出了京城,一个人轻言微的冯承素就更没有办法了。因此,冯承素的仕途也就再无大的发展了。”本文认为,这样的推论是不恰当的,所以提出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冯承素在唐太宗朝只是获得欣赏并发挥所长,谈不上“受宠”,从其获得的职衔就可以看出唐太宗仅仅是用其所长而已。在唐高宗时期,冯承素的地位略有提升,而不是“受到冷落”。第二,褚遂良被贬出京城乃是因为朝廷政治斗争尤其是与武则天的矛盾所致,与书法无关,由褚遂良被贬推测冯承素的仕途再无发展乃由于唐高宗不爱书法所致是不妥的。
关于《兰亭序》“神龙本”的作者问题
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兰亭序》“神龙本”的作者,现在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冯承素。这一结论源起于元代鉴定家郭天赐。郭天赐在给“神龙本”《兰亭序》做跋语时写道:“右唐贤摹晋右军《兰亭宴集序》,字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与米元章购于苏才翁家褚河南检校搨赐本、张氏石刻对之,更无少异。”郭天赐使用的是比较谨慎的“冯承素等”而不是“冯承素”,即是说他仍然不能断定“神龙本”《兰亭序》的作者具体为何人,只是大致判断为唐代弘文馆中的拓书人群体。对郭天赐的推断,现代学界存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唐兰对“神龙本”《兰亭序》给予全面否定,认为宋、元间被人视作珍玩的“神龙兰亭”尽系南宋杨镇的作伪,今人所见的“神龙兰亭”则纯属明代的赝鼎;穆棣则从传本用印、郭天赐等人的学术声誉、摹搨技艺等几个方面极力维护郭天赐说。本人认为,唐兰的论述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穆棣的推论也不够充分。不管郭天赐是否学力深厚、识断过人,由于他无法拿出铁证并且所作论证并不充分,所以,“神龙本”的作者依然是值得讨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进入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在“神龙本”后作跋:“唐中宗朝冯承素奉敕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序禊帖”。项元汴此跋有两点可议:第一,他将郭天赐所推测的“冯承素等”简化为“冯承素”,将“神龙本”作者断定为明确具体的冯承素其人,实属主观臆断,完全没有出示任何可靠的学术证据,不足采信。第二,他称冯承素为唐中宗时人。现在由于我们有了《墓志》,可以肯定他的判断错了。唐中宗(656-710年)两次在位,一次是684年1月—2月,一次是705—710年,冯承素都早已去世。当然,对于此点,我们可以原谅他的失误,因为他当时并不拥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出土《墓志》资料之便,无从知晓冯承素的确切生卒时间。
由于《墓志》的出土,“神龙本”的作者问题就又有了讨论的必要。江锦世、王江文章对《冯承素墓志》的文章内容作出归纳,认为:“唐代大多数墓志常用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墓主人的家族渊源,祖、父辈所任官职及墓主人一生的任职情况,最后是赞誉墓主人的铭文。《冯承素墓志》虽然也没有脱出这种形式,但比较其它墓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阅读全文会发现一条有关冯承素擅长书法的主线一直贯穿其中。他仅有的几次官职的升迁也都与擅长书法有很多的关系。”笔者赞成这样的归纳,在《墓志》中确实隐然而存一条主线:书法。但是,《墓志》碑文中虽然提到了冯承素所承担的书法临摹、复制、鉴别等工作,关于《兰亭序》,则只字未提。可能有的读者会认为,冯承素承担的临摹复制工作量大面广,《兰亭序》只是其中之一,无需专门提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冯承素去世前,《兰亭序》已经在唐太宗广泛搜求的众多王羲之书法名迹中脱颖而出,成为君臣与朝野瞩目的焦点。如果冯承素确实参与过《兰亭序》的复制,《墓志》即使不作浓墨重彩地渲染,至少也应该一语道及。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墓志》却完全没有涉及,这就意味深长了。我们由此推测,冯承素在弘文馆期间或许参加过很多书法名作的复制工作,但是在《兰亭序》的复制工程中,他或许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参与者,或许压根没有参与。
何延之所作的《兰亭记》是《兰亭序》公案中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献,该文记述唐太宗在获得《兰亭序》真迹后“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但是,影响巨大并不等于合理可靠,仍然需要经受学术界的耐心检核。
围绕何延之的《兰亭记》,前人早有质疑,北宋末年的王铚就已经指出其文章细节中的多处荒谬,郭沫若在1965年的兰亭论辩中大体重申了王铚的意见。针对王铚以及郭沫若的质疑,当代学者也有为何延之辩驳的论述,如王汝涛的《论何延之<兰亭记>乃是信史——附论<兰亭>临摹本的变迁》。从论辩双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们都存在部分合理见解,但又无法彻底驳倒对方。在阅读与分析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何延之的《兰亭记》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唐代传奇,它在一定的史实基础上敷演巧饰,虽大体可信,但细节可疑。唐代传奇多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唐代传奇发轫于初唐盛唐,到了中唐时期,传奇兴盛,名作叠现,蔚成大观,构成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的部分作品就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故实为蓝本敷演而成,如被誉为“中唐传奇的压卷之作”的蒋防 《霍小玉传》即是以著名诗人李益为主角而撰成的一篇情爱悲剧杰作。鲁迅先生评《霍小玉传》说:“李肇(《国史补》中)云:‘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传谓小玉死后,李益乃大猜忌,则或出于附会,以成异闻者也。”正是揭示了传奇“假实证幻”的构成方式。有时,传奇甚至以贵为天尊的皇帝为主角,比如在流传下来的唐代传奇中,就有《长恨歌传》、《开元升平源》、《东城老父传》等三篇描述唐玄宗其人其事。
何延之的《兰亭记》之所以被收入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是因为《法书要录》在考证汰选方面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它企图通过资料的广泛采集、包罗众有,以达到“好事者得余二书,书画之事毕矣”的效果,因此,它收入《兰亭记》是顺理成章的。后来,《兰亭记》又被收入宋初编辑的大型小说汇集《太平广记》,这是得其所宜的。《兰亭记》在谈奇说异中纵横自如,既情节曲折,又人物生动,且善于渲染气氛,堪称唐传奇中的精品。即使放在今天,它也足以吸引大众、激发想象,算得上一篇不错的小说。
传奇触发后人的历史想象,帮助后人勾勒还原历史情境,但是其中也必然裹挟撰著者的虚构成分。虚构是传奇刻画人物、丰富情节必须征用的艺术手段。借助于必要的虚构,唐代传奇达得了诱人的艺术效果,为后来宋元话本和明清演义的写作积累了经验并开拓了道路。在古代一般文人的观念中,文史一体,水乳难分。但在今人的学科意识中,文学与历史学截然两途,必须恪守各自的学科规则。虚构属于文学学科的常规策略,一旦进入历史学科的领地,虚构立即成为丑闻。所以,在今天的古代书法史研究中,需要慎重对待《兰亭记》这样的文献,努力剔除其中的虚构因素。
后人关于《兰亭序》的认知多受到《兰亭记》的左右。包括郭天赐在内的后人,在相当程度上采信了何延之《兰亭记》的说法,这是导致“神龙本”被轻易发落到冯承素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人的其他记述对何延之《兰亭记》构成挑战。褚遂良记:“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特进、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特进、郑国公魏征,侍中、护军、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万机之暇,备加执玩。《兰亭》、《乐毅》,尤闻宝重。尝令拓书人汤普彻等拓《兰亭》,赐梁公房玄龄已下八人。普彻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及太宗晏驾,本入玄宫。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褚遂良是唐太宗、高宗两朝的重臣,参与了王羲之书迹的整理工作,他的记述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他明确记述了冯承素模写的是《乐毅论》,并未提及《兰亭序》。按武平一的记录,复制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太宗朝,汤普彻等复制了《兰亭序》;高宗朝,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武平一能够出入宫禁,对宫廷法书的收藏、传播等情况均比较了解,其所述可信度也比较高。可以看出,褚遂良、武平一的记录均不构成对何延之《兰亭记》中关于冯承素与《兰亭序》的记述的支持。较早涉及《兰亭序》的资料还有唐玄宗时刘餗的《隋唐嘉话》,但该书的记述并未提及《兰亭序》复制人员的情况。
鉴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在没有其他更新颖、更可靠的资料出现的情况下,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那件杰出的《兰亭序》复制品,合适的名称就是《兰亭序》“神龙本”,而不宜再继续称之为“冯承素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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