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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所见《兰亭序》各种摹刻本，以《定武兰亭》为代表之诸本，一般在第十四行与第十五行之间皆有一“僧”字，起初有人认为是王羲之书写时添加的“曾”字，即“曾不知老之将至”。不过，现在基本被认为是南朝梁内府的押署人徐僧权的“僧”字。南朝御府实行“押署”之制，一般押署人多为满骞、唐怀充、徐僧权、姚怀珍等，这些人的押署被视为梁内府收藏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兰亭序》曾入梁内府。而唯独北宋薛绍彭摹刻本在“僧”字上面，又多一个“察”字。依此类推，“察”当为隋内府的押署人姚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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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武本
薛本
一直以来盛传的“萧翼赚兰亭”的故事，是真是假？而似乎《兰亭序》一直为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私藏，如何又从梁内府到了隋内府，又由智永传给辩才，而被萧翼赚得？当然《兰亭序》的摹本不止一个，但真本只有一个，那么薛绍彭的底本中的“察”字是不是透露了更多的信息？
这是个小问题，但是一直困扰着我。也曾请教过一些专家，但是答案都不令人满意。偶然看到唐刘餗《隋唐嘉话》中的一段记载，才豁然开朗。曰：
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献之宣帝。隋平陈时，或以献晋王（隋炀帝），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622年入秦府。
《兰亭序》递藏顺序可归纳为：梁内府——智永——陈宣帝——隋炀帝——智果——辩才——唐太宗
实物终于找到了文献依据，可以暂时安心了。
道祖刻本就是道祖依据硬黄纸所刻，并且注明绍彭，说明对此事负责，他手上有一本硬黄纸本《兰亭序》，上面的。
这幅字，硬黄纸，我们知道，它是响搨本，除去刻石的误差，应该是很接近真迹的。我们看到，这幅字，不但有“僧”还有“察”。说明《兰亭序》上是有姚察的押印的。
定武刻石和其他唐朝版本为何都没“察”字呢？那是因为在复制摹写的过程中，都去掉了“察”字，而不是“察”字被磨损掉了，再说，姚察到太宗也就六七十年时间，“察”字不可能掉的。
为什么，后来的摩本都去掉了“察”字？因为“察”字不属于《兰亭序》的文字，所以基本都去掉了。这也许是太宗的意思，去掉原来的签字，因为后来几乎都没有“察”字。
为什么道祖的这本有“察”呢？因为道祖的这本出得早，在摩搨的时候，还没请示太宗“这押印“察”字保留否？”之前，就摩出了这个硬黄本，或者强调完全原样摩搨《兰亭序》而摩出得版本。所以，这幅摩品，应该是上上乘佳品。个人猜测，它是初期摩搨品，太宗把这本赐给了魏征，魏征后来把她送给了外孙薛稷，后来由薛家一直保存到宋朝。落于道祖薛绍彭之手的。
经这样分析，“僧”字，百分之百不是“僧权”押印，如果“僧”字是押印，它的命运与“察”字一样，会被丢掉。所以，欧阳询的《兰亭记》有“曾”字，而定武刻石有“僧”字，那就是添字符号加“曾”字，只是《兰亭序》上，的确看上去像一个“僧”字，这是没办法的事！
再一个分析结论是，这幅硬黄本是上上乘的摩品，我们可以用它来矫正其它《兰亭序》摩品的误差或变化。当然，我们要考虑这个摩品刻石产生的误差。
这个“察”字，还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太宗的《兰亭序》出自隋府，影射出《隋唐嘉话》的说法，可能是事实。这本《兰亭序》那就是武德四年622年入的秦王府。
道祖刻了这个版本，并且也得到过定武刻石，并且翻刻了定武刻石，毁了原石五个字，人们都说道祖的不是。我在想，道祖是不是用硬黄墨迹本对定武刻石进行了矫正？这点有待考察！
从“领”字看，怀仁《圣教序》也是这个“领”字，现在的神龙本《兰亭序》也是这样的，这说明，的确这个样的《兰亭序》是太宗朝的主流，定武本不是主流，它对字体进行了变化。宋御府甲之五就很近于这个道祖版，那么甲之二就是有问题的版本了。
道祖虽然做了这些工作，但他还是不承认，这样的版本是接近真迹的版本，而是说《兰亭序》真迹可能是接近《圣教序》那样字体的版本，难道他看到过《怀仁兰亭》或者《南唐兰亭》之类的《兰亭序》？
看来，道祖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物，他对王羲之书法或《兰亭序》研究极深。
下面转引一段考证文章：
当北宋晚期定武本逐渐显名于世的时候，一位赫赫有名的定武迷，却注意到定武不是《兰亭》祖本。此人就是传说曾私换定武原石，并将其中湍、流、带、右，天五字镵损的北宋末期书法家薛绍彭(道祖)。他在一本《唐人秘阁所临兰亭》（1091年）中写了如下的跋语：“《兰亭》体类此者宜近真，考之于当时集书者，乃可见。”又在另一本《唐摹本兰亭》中写了“旧见《兰亭》书，锋芒者与所传石本不类，世复疑之，尝以唐人集右军书校之，则出锋宜为近真”。薛绍彭一再提出《兰亭》字迹类似唐人集右军书者，才是接近真迹的重要观点，可惜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而且，高似孙删节《桑考》时，竟将第二跋题名误为“薛绍”，刊落“彭”字，变成另外一个人，也抵消了薛绍彭重申此说的影响。
薛绍彭所说的“当时集书者”，无疑是指怀仁集右军书《大唐三藏圣教序》，因为该碑是我国集右军书刻碑的首创。怀仁集《圣教序》时，摹自近百种右军剧迹，其中大量出自唐内府，包括摹自《兰亭序》祖本真迹之字，纤微克肖，原石巍立，为“下真迹一等”的右军书迹宝库，故薛氏主张应该拿怀仁集书的标尺来检验。
薛绍彭无疑是否定了定武本，宣扬了唐摩本。他只是确信王羲之书法应该是出锋，《唐人秘阁所临兰亭》，是不是薛稷搨本呢？还是初唐的版本？没说。十年后，米芾也有了重大发现。
在薛绍彭1091年发现《秘阁唐摹本》与集书相较认为“近真”之后十年，即徽宗建中静国元年(1101)，米芾发现泗州南山杜宝臣家藏唐摹刻本，“有锋势，笔活。……回视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异也”。他和两个儿子友仁、友知合作，用十天功夫摹刻了一本。他在《书史》上曾得意地说：“此书(指《兰亭序》)不亡于后世者，赖有此本。……世谓《三米兰亭》”。次年(崇宁元年)，米芾又在《御府帖》跋中叙述“杜氏本”是他“行年六十，阅书一世未之见也”的妙迹，而此《御府帖》就是其祖本。可见其对这种新发现的版本的评价是多么高!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版本呢?《桑考》卷五所载米友仁未署年月的一则《题汪氏所藏三米本》跋语，透露了一点关于此本的渊源。米友仁说：“乐毅论正书笫一，此固行书第一。定本、怀仁模思差拙；此本转折精采，殆王承规*也。”他断然说三米本是属于怀仁、王承规这一派的“定武”体系。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为什么说怀仁和王承规是同一体系呢?据俞松《兰亭续考》卷一载南宋郑价(裕斋)嘉定己巳(1209)《双槐本兰亭跋》：“自匣殉之后，获见硬黄响榻者，且为欣幸，迨于明皇始刊之于学士院，洎宪宗朝，又刊于翰林待诏所。考二石，一乃怀仁所临，前瘦而后肥；一乃王承规模刻，丰杀得所，转折精神。至石晋时耶律辇藏北去，遗是石于杀虎林，遂号为定武本，亦不知其为学士院本耶或待诏所本也。”郑价的话不同于历来欧摹定武之论，未免离经叛道，但他说的事实却是可信的。即：怀仁摹集《圣教》时，曾依《兰亭》原迹作硬黄响榻，留下了一分下真迹一等的榻本，到五十多年后的明皇朝，才刻成石板。又过了一百年，至宪宗朝，由早在德宗贞元间就享有书名的王承规再次摹刻上石。可见二石出于一本，米友仁所见怀仁原刻拓损，显得“差拙”，不如承规新刻“转折精采”，故后者更为友仁偏爱，断后者为三米本所祖。米、郑二跋，可以相互参证。
米芾为什么没有说杜、米二本的祖本《御府帖》就是怀仁，王承规摹本呢?
下面是现在网上看到的三米本，实际就是半神半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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