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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晋代拓本 (转)  

2016-06-04 04:05:35|  分类: 《学海无涯.书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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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晋代拓本(转)

          中国古人发明印刷术,其技术先导,一是印章,另一是拓石,又以拓石为最直接和重要。拓石与印刷都是复制技术,或从一块碑石,或从一块雕版,都可以复制出许多份作品,两者在方法和原理上非常相似。研究拓本起于何时,从科技史的意义看,主要是因为拓石技术与印刷术的发明具有密切关系。不过,年代久远,资料遗缺,考察古代拓本起于何时,谈何容易,笔者为此,困惑已久。近来整理手头资料,悟得晋代有拓本,愿公诸于众。
    唐以前无拓本之说不能成立
    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拓本始于唐,否认唐代以前有拓本。现从唐人记述中选取两个例证,证唐以前无拓本之说,不能成立。
    其一是,窦泉亲眼所见魏石经四纸拓片。
    窦泉是盛唐至中唐的书法史家,他在《述书赋》中这样说:
    蔡邕,字伯喈,陈留人,终后汉左中郎将。今见打本《三体石经》四纸,石既寻毁,其本最稀。惟《棱隽》及《光和》等碑,时时可见。
    《述书赋》以赋的形式叙述书法历史,乃是继张怀瓘《书断》之后又一著名书史著作。上面引文,是他为《述书赋》所作注中说的。唐人说“打本”,即拓本。《三体石经》是魏石经,窦泉以为这是蔡邕的汉石经,系受《后汉书·蔡邕传》中范晔误记的影响。
    魏石经毁于唐以前,这一点可以肯定。所以窦泉所见这四纸拓片,必是唐以前某个时候拓下来的。屡经破坏的魏石经残存经碑,于隋开皇六年由洛阳搬到长安,遇隋末战乱又遭毁坏,被建筑部门用作房屋“柱础”。唐初贞观年间,魏征收集时仅得残石,据说“十不存一”。因此,到隋末,已无魏石经存世。窦泉人在长安,又是一生留心书法,当然知道石经的毁弃存亡。他所见“打本《三体石经》四纸”,明确说是“石既寻毁,其本最稀”,就不会是魏征收集的残石拓片。窦泉《述书赋》称石鼓文为:“上有篆文,今见打本。”这里他不说“其本最稀”,就因为石鼓仍在,拓片并不稀罕。他说魏石经“其本最稀”,就因为碑已不存,不能再拓;“最稀”亦言其珍贵。因此,这魏石经四纸“打本”,必定拓于经碑尚存之时,自然必须是唐以前拓下来的。
    其二是,封演记绎山刻石,从北魏开始被“历代摹拓”。
    封演是盛唐至中唐人,他在《封氏闻见记》卷八说:
    《邹山记》云:邹山盖古之绎山,始皇刻碑处,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车以上,其路犹存。……始皇刻石纪功,其文字李斯小篆。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历代摹拓,以为楷则,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写。然犹上官求请,行李登涉,人吏转益劳弊。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数片,置之县廨,须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间有《绎山碑》,皆新刻之碑也。
    绎山刻石是秦始皇六处刻石之一,文字为李斯书迹,公认是标准的小篆书体。把绎山刻石“使人排倒之”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年代从公元424至452年,其时间相当于南朝刘宋前期。从此开始,绎山刻石被“历代摹拓,以为楷则”。“楷则”,就是书法范本。“历代”,指从北魏开始的历代。
    “历代摹拓”的“摹拓”,意思包括临摹与捶拓。在唐及唐以前,凡复制书帖,其方法有二,一是临摹,另一是搨,就是双勾填墨。凡为书法而复制碑石,譬如复制秦始皇绎山刻石,其方法也有二,一是临摹,另一是捶拓。搨与拓都是古代的复制方法,两字读音相同,意思不同。用双勾填墨之法,则称搨;捶拓碑石,则称拓。复制书帖,以双勾填墨为尚;好的搨本人称“下真迹一等”,就是与真迹差不多。复制书帖也可用拓的方法,就是先将书迹临摹上石,再经工匠镌刻,可是这与搨本相比,与真迹相差就大了。这种方法,唐代初年肯定就出现,宋代已大盛。然而唐代的王公贵族,无不对几可乱真的搨本趋之若骛,不把拓帖放在眼里。复制碑石,却是与此不同。为了保存碑石书法原貌,只宜捶拓,不能搨。原因何在?把纸覆盖在碑石上面,由于碑石表面凹凸不平,使人无法在纸上准确地作双勾描划,勉强搨下的书迹严重失真,成为书法废品。与此相比,拓石的方法简单,特别是效果最好。
    不过到唐代,语言中常见的还是搨字。以绎山刻石言,校刊中如发现是“历代摹搨,以为楷则”,是否就是用双勾填墨之法?拓字与搨字相混在古代未能避免,宋代书法文献中犹可见把拓石之拓,写成搨字。可是,为书法而复制碑石,除临摹之外,只能捶拓。因为用搨的办法复制碑石书法是无效的;偶而有人去搨碑石是可能的,历代人都去搨碑石就不可能。封演既说,“历代”之人复制小篆书法,“以为楷则”。怀此目的,故而在临摹之外,必用捶拓这一种办法,别无他法。以为“历代”用双勾填墨之法,去复制绎山刻石书法,“历代”焉能如此糊涂?古人糊涂怎到这般田地?实际是不可能的。读者需注意,县衙里的新绎山碑,在唐代总是用捶拓之法复制的,“历代”的复制方法与此并无二致,必是捶拓无疑。
    因此,根据唐人封演所记,北魏太武帝之后,也就是南朝刘宋初年以后,就不断有人在绎山刻石上捶拓书迹。因为临摹与拓石的人太多,地方官吏疲于应酬,后来县官就照样刻了“数片”碑石,放在县衙之内任人捶拓,以免登山之劳。总之,《封氏闻见记》可证,东晋以后的北魏或刘宋之时,中国就有拓石。在我看来,这还不一定是最早的。
    以上两例,起码可证拓本起于唐代以前。
    另,窦泉《述书赋》注云:“李斯,上蔡人,终秦丞相。作小篆书《绎山碑》,后其石毁失,土人刻木代之,与斯石上本差稀。”窦泉也记载了绎山刻石的原石早已“毁失”,其原因另由封演记录下来。他们两人都说,现在的《绎山碑》是后人重刻的。封演说,“今间有《绎山碑》,皆新刻之碑也”;窦泉说,“土人刻木代之”。可见后来的《绎山碑》在石碑之外,另有木碑,都是为捶拓李斯书迹而特意刻的。这件事在印刷史上意义,比拓石更加重要。至于刻碑之人,一说县宰,一说土人。可惜重刻的年代难以判断,看来总是在盛唐之前。录此备考。
    有关拓本的更早文献记载,学界公认是《隋书·经籍志》。《隋志》在经部所附小学书目的最后,有一段特地介绍汉魏石经的话:
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
    联系上文,读“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之语,知其意思是,汉魏石经既已毁坏,但前代承传下来的石经拓本,仍在皇家秘府珍藏。现据《隋志》书目统计,隋代皇家藏有东汉熹平石经即一字石经33卷,魏正始石经即三字石经17卷,合计50卷;梁代皇家藏有一字石经16卷,三字石经25卷,合计41卷,其中10卷已亡。此外,隋代皇家另有秦皇会稽石刻文与曹丕《典论》石刻文各一卷。以上凡93卷,尚存83卷,都可认为是拓石之拓本。
    不过,学界对《隋志》中石经是否是拓本,持有异议。多数学者认为是拓本。如王国维说:“《隋志》著录之二种石经,确为拓本。”马衡、刘国钧、钱存训诸人意见,与此基本相同。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一是认为这些石经中可能是抄本;二是认为“相承传拓”之“拓”,乃是搨之误,因此这些石经不是拓本,而是搨本。
    确定《隋志》石经是否是拓本,我想首先要弄清楚的是,隋与梁两代皇家珍藏汉魏石经的目的是什么?
    汉魏两种石经,它们原来的目的都是为校正经学文字。那么,《隋志》中石经是否也以校正经学文字为目的呢?回答是否定的。这些汉魏石经若以校正经学文字为目的,《隋志》就应将《尚书》《春秋》《论语》等七种石经,分别归类于各自名下的经籍书目之中。现在《隋志》并不这样做,而是说:“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这就明白告诉读者:石经原是“以为七经正字”,而现在则是“附于此篇,以备小学”。所以,《隋志》把全部汉魏石经放在一起,又把秦帝刻石、《典论》刻石也放在一起,将它们与所有“小学”书籍归在一类,明确说是“以备小学”,就是作书法学习之用。另请注意《隋志》在汉魏石经之前,所列书目还有:《四体书势》《古今八体六文书法》《古今篆隶杂字体》《篆隶杂体书》等。这些无不都是实实在在的书法书籍,石经与这些书籍的性质是一样的。
    《隋志》著录的汉魏石经,肯定是以书法为目的。而汉魏石经的书法价值,乃是世人早已公认的。汉石经为蔡邕等赫赫名家所书,公认是标准的汉代隶书;后人学习隶书,最好的范本就是汉石经。魏石经或说是邯郸淳书,或说是卫觊书,总之出自名家之手;特别是将古文、小篆、隶书三种书体并列,更是魏石经独一无二的书法特色。
    如此看来,梁、隋两代皇家所珍藏的汉魏石经,都是以书法为目的的石经复制品。今天,不同意这些石经复制品是拓本的人,或说是抄本,或说是搨本。下面,进而考察这些石经究竟是哪一种复制品。
    先看是否是抄本。抄本复制在梁隋已很盛行,当然不能否认石经有抄本。但是,若以书法为目的而复制石经,就可以把抄本排除在外。因为抄本只能复制文字笔划,无法复制石经书法。石经抄本,用于校刊文字是有益的;用于书法,作为学习字体的范本,就变得毫无价值。
    再看是否是搨本。双勾填墨的搨书技术,利于复制书帖,不宜复制碑石。搨帖可能产生精品,搨碑只能产生废品。断《隋志》中石经为搨本者,错误地认为搨石比拓石要容易。其实,在碑石上作双勾填墨之搨,技术要求不比拓碑低,却是更加费工费力。特别是搨碑最容易损坏书法,梁隋皇家以书法为目的珍藏石经搨本,最无可能,也最不可信。
    临摹也是早就有的复制技术,汉魏石经并非不能是临本。但是,既已说是“相承传拓之本”,就应把临本排除在外。因此,《隋志》著录的汉魏石经,非捶拓之拓本莫属。前面谈过窦泉所见“石既寻毁”的“三体石经四纸”,就是唐以前的拓本,不知与《隋志》中石经有无联系。
    归纳起来说,只要确认《隋志》石经是以书法为目的,我认为这些石经就非是拓本不可。
    凡做事,总要有目的和动机。中国古人最初拓石,其唯一目的就是书法。需知以文献资料为目的而研究金石,乃是宋代欧阳修、起明诚等人开始的,唐以前一般不见。《隋志》说石经“以备小学”,可知其目的就是为书法。再据《封氏闻见记》,北魏开始“历代”去临摹与捶拓绎山刻石的人,目的就是以刻石上小篆为书法“楷则”。关键就是以碑石书法为“楷则”,由此产生了复制碑石书法的要求,这就为拓石提供了强有力的动机。在合适的技术条件下,这动机就可能变成实践行动。如果不以碑石书法为“楷则”,中国古人恐怕不会很早就想到拓石的。
    中国的书法是在使用汉字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重要性对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来说不易完全理解。中国人的书法,既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又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法作为艺术,可以表现人的品格和精神,所谓书品即人品;书法作为工具,是在官场应用和人际交往中人人必须掌握的。所以,士大夫在掌握书法方面,都有强大的心理动力。到晋代,书法艺术就已达到成熟境界。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比唐诗、宋词、元曲更早成熟的艺术,就是晋字。就书法而言,汉石经上的隶书,秦皇刻石上的小篆,魏石经上的古文、小篆、隶书,都是权威性的标准范本。要掌握隶书与篆书,不能不以碑石为范本,这就成为古人拓石的动机所在。为何中国最早的拓本集中在石经和刻石两部分?究其原因在这里。
    从经石的崩毁过程看晋代拓本
    认为《隋志》所录汉魏石经是拓本的学者,如王国维、马衡、钱存训、刘国钧等,都认为梁代有拓本,根据就是《隋志》中记录梁有石经若干卷。又从“相承传拓”之语,进而推断拓石有可能起于梁以前,然而根据难觅,无有定论。笔者心系已久,以为石经拓本的产生,起码需有经碑存在。因此想起从汉魏石经的毁坏过程,对照《隋志》,去寻找拓本起于何时的线索。
汉石经、魏石经,以及《典论》石碑,都置于洛阳城南东汉太学旧址。汉经碑在汉末有损坏,曹魏时修复。西晋时期的汉魏经碑,保存完好。它们的毁坏过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东晋末年为界,石经首次遭到严重破坏。
    据东晋戴延之《西征记》:
    国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里书《春秋》《尚书》二部,大篆、隶、科斗三种字。碑长八尺,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以上言魏三字经碑)太学堂前,石碑四十枚,亦表里隶书《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四部,本石塶相连,多崩败。(以上言汉一字经碑)……有魏文帝《典论》六碑,今四存二败。
    戴延之,《晋书》无传。他大概是在东晋末年,跟随刘裕大军西征,经过洛阳,上面情况为当时亲见。
    碑石损坏的原因,一是风雨侵蚀,二是战乱破坏。到东晋末年,汉魏经碑遭如此严重破坏,主要是西晋南渡以后,北方五胡乱华时期战乱造成的。
    第二阶段,为北魏时期,石经继续遭严重破坏。
    东晋以后,拓跋氏在北方建立北魏政权,观念上以佛教为重,遗弃石经。北魏初年,有冯熙、常伯夫两人先后任洛州剌史,其时对经石的损坏最惨重。《魏书》卷83《冯熙传》:“故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至熙与常伯夫相继为州,废毁分用,大致颓落。”对此情形,《资治通鉴》卷148说得更清楚:“魏冯熙、常伯夫相继为州剌史,毁取以建浮图精舍,遂大致颓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东晋末年,汉石经的损坏比魏石经更严重。魏石经自北魏初年开始,损坏特别严重。所谓“废毁分用”,“废”则是仅存经碑,残缺不全,字迹模糊,面目全非;“毁”则是因为无人看管,经石崩坏,又被任意拿走,用以建造佛庙。北魏建都洛阳以后,有大臣崔光等提出派人看管,整修经碑,未有结果。
    总之,从北魏初年开始,洛阳的汉魏石经全部成为废墟残址,碑石多数毁坏,有些被人拿走建造佛庙;残存者“委于榛莽”,风雨侵蚀,文字剥落,不复旧观。记载这一时期情况的文献资料还有:《魏书·郑道昭传》《魏书·崔光传》《水经注·榖水》《洛阳伽蓝记·报德寺》等。
第三阶段,自东魏至隋末,石经彻底毁坏,无一完碑存世。
    东魏武定四年(546),汉魏石经自洛阳,徙至邺都,途中有些落入河中。北齐天保元年(550),据说邺都尚存52枚经石,此数恐怕包括残碑和《典论》碑石,否则不能有此数。周大象元年(579),残存经石再由邺都迁洛阳。隋开皇六年(586),经石又由洛阳迁长安。如此一再折腾,经石肯定损坏更多。接着,遇隋末之乱,经石已经用作房屋“柱础”,到贞观初年魏征收集时,仅存残石,据说十不存一。
    从以上石经的损坏过程,再对照《隋志》著录,可以发现其中三种石经,有理由断为晋代拓本。在此我再想说明,《隋志》著录的梁、隋所藏石经,既以书法为目的,就不能是抄本,更不能是搨石本,非拓本莫属。
    首先,《隋志》著录梁皇家藏有《三字石经尚书》十三卷、《三字石经春秋》十二卷。以上两种,王国维考为魏石经足本。事实上魏石经在东晋末年已遭毁坏,所以这两种魏石经足本非拓于晋代不可。
    王国维对魏石经下力最深。他在《观堂集林·魏石经考三》说:“《隋志》载梁有《三字石经尚书》十三卷,《三字石经春秋》十二卷,此盖魏石经二经足本。《尚书》十三卷者,后来伪孔传之卷数;与马融、王肃注本之十一卷,郑玄注本之九卷,分卷略同,而与欧阳、大小夏侯之二十九卷或三十一卷,及壁中书之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者绝异,乃汉魏间分卷之法。其《春秋》十二卷,则犹是《汉志》《春秋》古经之篇数,亦即贾逵三家经本训诂之卷数,与《汉志》公、谷二家经各十一卷者不同。盖汉魏以前,左氏所传《春秋经》皆如是也。”汉代传经,最重家法,不改师传卷数。汉代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卷数,多有不同。魏石经是古文经。王国维根据汉魏之间,古文《尚书》通行十三卷本,古文《春秋》通行贾逵所传十二卷本,将上两种古文经卷数,与梁所藏《三字石经尚书》十三卷、《三字石经春秋》十二卷相比较,发现卷数皆相等。进而认为,梁有的这两种魏石经,皆是足本。此结论可信。
    再联系魏石经的损坏过程看。据东晋末年的《西征记》,魏石经所刻为《尚书》《春秋》两经,原有经碑三十五枚,“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洛阳伽蓝记》则说,魏石经原有经碑二十五枚,所存也是十八枚。不管哪种说法,魏石经到东晋末年,其碑石总是有一半或小半已经“崩”坏。魏石经是碑的两面都刻字,所谓“表里书”。经碑是巨石,“高一丈许,广四尺”,或说“长八尺,广四尺”。当经碑“崩”坏以后,如此巨石落地,总有一面文字无法看见,另一面文字必有不同程度损坏。因此,当经碑一半或小半“崩”坏以后,残卷拓本尚能产生,梁所收藏的两种魏石经足拓本,就无论如何无从产生。(其实,隋收藏的魏石经《尚书》九卷本,仅比足本少四卷,也难以产生)从石经毁坏的三阶段考察,梁有的这两种魏石经足本,非在其碑石未“崩”以前拓下来不可,东晋以后一无可能。因此,断其为晋代拓本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隋志》著录隋皇家藏有《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事实上汉石经《仪礼》碑石到东晋末年已经全部“崩坏”,因此可断其为晋代拓本。
    汉石经为全部今文经。汉一字石经《仪礼》,马衡考为大戴本。据贾公彦《仪礼疏》,大戴与小戴的区别,仅在篇章排列,其卷数都是十七卷。所以,隋收藏的汉石经大戴《仪礼》九卷,已经超过原书一半。
    再联系石经的毁坏过程看。据东晋末年《西征记》说,汉石经碑“四十枚”,“多崩败”。另据《洛阳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洛阳记》的作者难考。从它对汉石经的记述,比《西征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都详细,推想记述时间不晚于《西征记》,或相近,当在东晋末年。从《洛阳记》中,可注意“《礼记》十五碑悉崩坏”这句话;这里的《礼记》,即《仪礼》。王国维说,魏晋前有言《仪礼》为《礼记》者;马衡也这样说。《西征记》已经说汉石经碑“多崩败”。而《洛阳记》又用具体数字证明了这个“多崩败”,并且说其中《仪礼》十五枚经碑“悉崩坏”。
    汉石经也是碑的两面都刻文字。经碑是巨石,高一丈多,广四尺。《仪礼》十五枚经碑“悉崩坏”以后,如此巨石落地,总有一面文字无法看见,另一面文字必有不同程度损坏。在这种情况下,比足本仅少八卷的汉石经《仪礼》九卷本,就无论如何不能产生。这《仪礼》九卷本,不能不是在十五经碑“悉崩坏”以前的某个时候拓下来的。从石经毁坏的三阶段看,自东晋以后石经的损坏情况,日甚一日。因此,断这汉石经《仪礼》九卷本是晋代拓本,是可以成立的。
    拓石的技术条件及书学中的重帖轻碑
    以上,我断晋代有拓本。不过,晋代是否具有拓石的技术条件呢?这仍是疑问。仅有动机和需要,不具备技术条件,拓石还是不能产生。在下面,我先讨论拓石的技术条件,然后再谈书学中的重帖轻碑,如何对搨帖与拓碑造成不同的影响。
    晋代是否已有用于拓石的薄纸?
    拓石需要用质量较好的纸;纸是拓石技术的必要前提。从本世纪西北考古发现看,晋代纸大多较厚,较粗糙,认为这种厚纸不宜拓石是对的。但是,以考古发现的这些厚纸为根据,断晋代没有宜于拓石的纸,未免以偏盖全。
    自蔡伦以后,中国的造纸技术不断提高。东汉末年,又出现另一杰出造纸专家左伯。左伯,字子邑,东莱人,本人兼长书法与造纸。从技术观点看,左伯大概是在蔡伦的基础上进而对原纸进行加工,他最擅长制造优质加工纸。南齐萧子良以“研妙辉光”四字赞誉“左伯纸”,左伯可能是运用涂布、压光等加工技术,促使纸的表面细腻,有光泽,光洁度好,书写流利。汉魏间书法家如韦诞等,已经爱用左伯纸作书。西北考古发现的晋纸质量固然较差,然而东汉末年早已有高质量的“左伯纸”,这也是事实。此外,魏晋间书法家不断谈论如何挑选纸。例如:三国时孙吴著名书法家皇象说:“纸当得滑密不黏污者”;西晋至东晋的著名女书法家卫铄说:“纸取东阳鱼卵,虚柔滑净者”;爱用蚕茧纸、鼠须笔的东晋书法大师家王羲之说:“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如此等等。书法家对纸的质量,一向最为挑剔。从这些书法家的言论,可知魏晋间有多种优质纸可供选择使用。如卫铄说“虚柔滑净”之纸,王羲之书《兰亭序》之蚕茧纸,用于拓石理当一无问题。
    其实,考古发现的那种晋代厚纸,搨书也是不能用的。晋代搨书,用的就是一种薄纸。刘宋虞龢在《论书表》中,如此谈晋代搨书:“繇是搨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范晔装治,卷帖不胜,犹谓不精。”意思是说,晋人用薄纸搨书,由于纸太薄,背装以后起绉不平。《论书表》作于宋明帝泰始六年,距晋未远,此话可信。晋代既然已有薄纸搨书,担心没有薄纸拓石,就是不必要的顾虑。
    晋代有用白芨水于拓石的技术吗?
    前代拓石,一般先将纸用白芨水浸湿后贴在碑上,或者先在碑上涂白芨水后再贴纸,此称上纸。上纸以后,才能上墨。白芨水是中药材白芨的浸出液,无色透明而有粘性。使用白芨水的目的,是利用其滑而有粘性,使纸附在石上,纸干后不致轻易绷起脱空,如此就便于上墨。
    晋代是否用白芨水拓石,文献无记载。但是,从现代拓石经验看,不是非用白芨水不可,也可以用替代品如稀释的胶水。而且,拓石专家还这样说:“除用白芨水或胶水浸纸外,有些地区习惯上直接用清水浸纸亦无不可,只要上墨时不过早绷起造成空虚或脱落即可。”白芨在中国本不是稀罕之物,而白芨水又不成为拓石的先决条件,因为清水也是可以用的,这就更是方便的事。若从白芨水的替代品看,晋代或更早都不成问题。
    不妨比较搨书与拓石两者的技术要求。搨书与拓石对纸张质量的要求,大体相同。此外,搨书在双勾填墨时对笔墨技法的要求特别高,非有较高文化素养再经训练不能掌握;拓石则需有包括上纸、上墨两部分的一套工艺技术,对文化素养的要求则不高。总的说来,搨书的技术要求,一般说比拓石要高一些。搨书与拓石,最初都是为书法而产生的。晋代有搨书已是公认的事实,对晋代有拓石其实无需存疑。到西晋,中国人使用纸张已有一百多年,使用墨的时间更长。特别是先秦就使用印章,这数百年的印章经验,可以转移到拓石上来,启发人们的拓石实践。由于文化背景方面存在的差别,今天的西方人对拓石还颇有点神秘感;可是,对长期使用印章和纸墨的中国古人来说,对它从来就没有神秘感。这也是研究者应该注意区别的地方。
    搨书与拓石既然都在晋代就有,那为什么唐以前搨书者多,拓石却是这样少呢?其中原因不在拓石本身,乃是书学中普遍存在重帖轻碑之风造成的。需知在中国书法之中,存在几种主要的书体,这就是篆、隶、草、楷、行五种。书学中出现重帖轻碑的风气,就与这几种书体的流行与否直接有关系。
    从魏晋开始,社会上流行的是草、楷、行这三种书体。楷书以曹魏时的锺繇为宗师,他创造的楷体,既具端庄之美,又有灵动之韵,很快风靡全国。官场公文原来用汉隶,后来多被楷书代替。东汉末年的张芝,以其草书的独特风姿,飘逸潇洒,自由放纵,而最具个性化,倾倒无数士人,人尊为“草圣”,追随响应者络绎不绝。东晋王羲之吸收前代成就,进而把书法推向无以复加的顶峰,成为千古一人的书法大师;他以行书独步天下,生前就名扬全国,一字千金。自王羲之以后,行书也成为官场公文的书体。在楷、草、行这三种书体逐渐风行全国的同时,篆和隶这两种书体的应用范围却是逐渐缩小。篆书仅仅用于少数特别庄重的场合,如策书规定用篆体,碑额也常用篆体等;汉隶多用于书写碑文等。由于楷、草、行这三种书体的范本都是书帖,士人子弟凡学楷、草、行,就必须学帖,别无它法。因此,社会上自然而然就出现重帖的风气,如《尚书宣示》《兰亭序》等名帖成为无价之宝。篆和隶是魏晋以前流行的书体,其范本大都在碑石上。随着篆与隶应用范围的缩小,已经不再是流行书体,社会上难免出现轻碑的心理。
    伴随重帖之风同时走红的,必是搨书。原因是名人书帖原件只有一份,而复制书帖的最佳办法就是搨帖。搨书与搨帖,本是一个意思。在如此重视书法的社会气氛之中,搨帖因上有所好,下有所爱,不可能不兴盛起来。重视书法,不可能忽视碑石上的篆与隶,因为这也是有必要掌握的书体。但是篆与隶的应用范围既已缩小,轻碑之风怎能消失?其结果就是,拓碑之事远不如搨帖那样红火风行,名声更不如搨帖那样高。名家高官搨帖,历代不绝。王羲之搨锺繇《尚书宣示》,成为书坛美谈。欧阳询、褚遂良搨《兰亭序》《乐毅论》等,搨本立刻视为至宝。唐代皇家的搨书人,如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都因搨帖而名扬四海,他们的搨本据说在唐代就值钱数万。搨书事业可谓如日中天,热情如火;搨书技术也从双勾填墨,迅速发展到响搨与“硬黄勾摹”。相比之下,拓石事业就显得非常寒碜,非常寂寞。从晋至唐,找不到一个名家高官亲自拓碑的故事,也没有一个因拓碑而名扬四海之人。到唐代为止,拓碑始终限于工匠手艺而已。
    由于上面这些原因,造成唐及唐以前在书法范围内的重搨而轻拓。于是,在文献资料中,有关搨书的记载比比皆是,拓碑的记载却是屈指可数,而且词意含糊,语焉不详。今天的研究者,因此认为拓石比搨书在技术上更困难,认为拓石的产生比搨书要晚几个世纪。这是不小的误解。
    尽管历史上曾经是重搨而轻拓,另从复制技术这个角度看,拓石却比搨帖更具有潜在的生命力,具有超越书法范围的更为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若搨帖,一人一次只能搨一份;若拓石,一人一次可以拓数份,或数十份,或更多。拓石一次可以复制许多份,这意味着它在复制中的生产效率,比搨帖可能高出很多;不仅如此,这种复制方法还不难转移到书法以外的领域中去,由此对信息传播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意义,将难以估量。为什么拓石一次可以复制许多份?见过拓石之人不难明白,在复制过程中,一块碑石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连续重复使用。碑石在复制中具有的这种可重复性,这正是拓石这种复制技术具有生命力所在。雕版印刷在复制技术上,主要就是自觉地利用了拓石复制中的这个可重复原理,从此开辟了人类古代史上信息传播的新纪元。
    因此,在中国古代史上,一旦出现拓石,就意味着印刷术的发明,已经为时不远了。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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